（2）爱己意味着个体具有独立价值，仁爱流行是为每个个体的价值得到实现，这表明个体是现代社会的家、国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
（《老子》第五十五章）[⑨]。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随着个体自由意识的突显，自由问题也成为民权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课题被思想家们所关注。特别是哈贝马斯等当代思想家已经明确提出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终结论的思想，这就提醒我们对个体自由的思考也势必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18]对此，他曾以表格方式对各时代的社会特质做了提纲挈领的描绘（见下表）： 笔者认为，这种历史分期突显了社会主体转变与整个社会（包括社会制度安排、价值观念等）历史转型之间的联动关系，所以更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自由观念的时代性特质及其历史演变的整体脉络。可以说，儒道释三家都不主张通过理性获得自由，也不认同理性自由的根本价值。这种由理性确证的最高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根本依据，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
这意味着以任何预设的民族性和定格的时代性来裁剪和限定我们对自由问题的思考都是不恰当的，而唯有在敞开的、不断发展的生活中呈现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才是中国自由观念本真的特质。[25]梁启超特撰《新民说》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无不适用也。他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违背从政治性和变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确方向，这就无法发掘出《春秋》的义，也就无法由此加以发挥、表达本人的思想主张。
譬如，他以突出的地位论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学家还认为，孔子所说殷代对夏代礼乐制度，周代对殷代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又有损益，改制的主张正符合孔子损益之说。这就是公羊家法，它始于《公羊传》，历董仲舒、何休，一直贯穿到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公羊学者。张江的文章作了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他认为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项，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线。
最后引宋帝诏书称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释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预示政治局面要发生巨大变化，进而说明历史必变的思想，降低为在礼制上采集众说以实行之。于是要一一穷究《春秋》所载时、月、日书法的不同：同是记大夫卒，明确记日的是详，不记日的是略。
……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对公羊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公羊学说变易的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用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他说，《春秋》这样书法，不是隐公未尝践位、行礼。如果拿史书的标准要求《春秋》，责备它记载过于简略，那等于把经义全部抛弃干净!孔广森主张《春秋》重义，就这一项而论，同汉代公羊学者的看法是接近的。
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学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即使在其经学思想二变期，当他把今文学抬得很高，斥古文经都是伪造之时，也无法把其经学思想与时代要求联系起来。他坚决要求拥戴皇室，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24)不久清廷即下令禁毁，1898年、1900年又两次严令毁版。
③《春秋正辞》内辞第三，见《皇清经解》卷三七五至卷三八五，学海堂刻本。进而说，这样书法，是表示隐公只摄相位，以将来让位于其弟桓公。
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到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更在民族空前危机推动下，将公羊三世说与学习西方民主共和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作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
《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这些公羊学的核心观点曾经被汉代董仲舒、何休大力阐发，而后来失落了一千多年，如今重新被拾起，《春秋正辞》中所论，真可谓是两汉公羊学大师在千余年后引起的回响④。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廖平却不顾自相矛盾，改变自已的学说，并且越变越离奇荒唐。他认为：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他的确讲不出什么义理。
由此证明，公羊学说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体系，确实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理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清儒学案》编撰者对于学术源流实在隔膜，对于公羊学说更是暗昧无知，凌曙学术风格与刘逢禄迥然不同，诚如杨向奎教授指出的，刘氏是贤者识其大，凌氏是不贤识其小。
时代在变易，各项制度也要随之相应改变，所以强调变革，强调改制。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
(13)《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
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皇清经解》卷六九○。刘逢禄(1776-1829)是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人物。公践其位，行其礼，然后称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隐公也。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对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显然是新鲜活泼的，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观察。
……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他是乾隆中期以后达到极盛的汉学阵营中的一员，所熟悉、所信服的是考订、训诂一类方法。
在学术风尚上批判烦琐考证学风空疏无用的严重弊病。公羊学说在西汉盛行一时，就因为董仲舒阐发的大一统改制更化的理论主张，符合汉武帝时代巩固国家统一和兴造制度的需要，由此因缘际会，公羊学说第一次跃居时代舞台中心，成为政治上和学术上指导思想。
他张大公羊学的旗帜，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事理发展之必然，是学术演进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从学术演进趋势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刘逢禄的非凡努力，为清代公羊学说争得了足以与古文经学派相抗衡的牢固地位。国史因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魏源字默深，书斋号古微堂。而其后千余年殆于澌灭，它到晚清竟奇迹般地复兴，并且形成几代学者治学路数迥异、双轨并进的景观，不啻为清代学坛大大增色。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公羊学原有的三科九旨，是何休依据西汉胡毋生、董仲舒传授的理念，加上自已钻研而总结出来的。
故公羊学者讲亲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三者都是指时代改变、制度也要改变的意思。孔氏自立的三科九旨是：《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孔子著《春秋》，意在拨乱世、反之正，意义极其重大，而他明确地把义即思想观点的正确放在首要地位，如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
何休提出三世说显然是受到《春秋繁露》的启示，并加以发展。(32)《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皇清经解》卷六九一。
